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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之前的文章中，我主要聚焦于加沙——一个目前正经历现代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灾难的地方。破坏的规模令人震惊：一个仅为广岛三分之一大小的地区，遭受了相当于七枚原子弹爆炸威力的轰炸。人类文明的所有痕迹都被摧毁。至少60,000名巴勒斯坦人的死亡已得到确认，但专家估计实际死亡人数可能接近400,000，几乎占加沙人口的五分之一。
这种破坏程度可能让一些人假设西岸的生活更好，因为这里没有哈马斯或武装抵抗——这是法国和一些阿拉伯政府提议作为承认巴勒斯坦国条件的一种模式。
但这种假设是危险的错误。
在这篇文章中，我想谈谈西岸被占领下的生活——不是因为它更和平，而是因为它是一个缓慢而精心计算的消灭系统。这个系统不是通过炸弹和封锁，而是通过官僚机构、土地盗窃、种族隔离法律和定居者无休止的暴力来运作。
根据联合国1947年分治计划，西岸本应是阿拉伯国家的一部分——一片连续的巴勒斯坦领土。这一愿景从未实现。今天存在的不是一个可持续的国家，甚至不是一个连贯的领土，而是在以色列不同程度控制下支离破碎且不断缩小的巴勒斯坦飞地群。这并非偶然。这是数十年来以色列政策的结果，旨在永久领土扩张、驱逐巴勒斯坦人和吞并土地。
以色列政府实际上将西岸划分为三类区域：
事实上的吞并区域——这些区域，大多位于大型以色列定居点内及周边，完全处于以色列的民事和军事控制之下。它们被整合进以色列的基础设施网络，接受以色列的市政服务，并且通常由以色列警察而非军队巡逻。这些区域的定居者是以色列公民，拥有完整的法律权利、投票权和行动自由。他们的巴勒斯坦邻居，通常仅相距几百米，却生活在军事法律和种族隔离式限制之下。
积极进行种族清洗的区域——这些巴勒斯坦乡村地区被指定为拆除、驱逐和殖民化的目标。整个村庄，如汗艾哈迈德、玛萨弗亚塔和艾因萨米亚，多次面临拆除令。巴勒斯坦人的房屋定期被拒绝建筑许可，被宣布为非法，并由以色列民事当局用推土机拆除。与此同时，即使在以色列法律下也属非法的以色列前哨站，被追溯合法化，并连接到道路、水源和电力。水资源被重新引导给定居者，而巴勒斯坦社区只能依赖水车。进入道路对巴勒斯坦人关闭，并标明“仅限以色列人”。农田和橄榄园被没收或无法进入。定居者暴力，通常得到军队支持或忽视，被用作驱逐巴勒斯坦人离开他们土地的战略工具。
巴勒斯坦当局名义控制下的区域（A区）——根据奥斯陆协议，这些区域本应完全由巴勒斯坦进行民事和安全控制，但它们是被以色列控制领土包围的孤立飞地。进出取决于以色列检查站、封锁和宵禁。巴勒斯坦人无法在拉马拉、纳布卢斯或希伯伦等城市之间自由移动，而无需通过以色列军事关卡。巴勒斯坦人被禁止使用的道路切割了地形，连接定居点，同时包围巴勒斯坦城市。即使在A区，以色列的突袭也频繁发生。巴勒斯坦当局无权阻止，其安全部队实际上作为承包商，压制巴勒斯坦抵抗并维持占领下的稳定。
这种控制矩阵相当于缓慢的吞并。它不是通过单一法律或声明来标记，而是通过定居点街区、军事区、绕行道路和官僚支配工具的持续扩张。巴勒斯坦的存在变得不稳定和临时，而以色列定居者的存在被永久化和不断扩大。
西岸没有“现状”。现状是运动：一种向完全以色列控制和消灭任何主权巴勒斯坦国希望的缓慢而精心计算的运动。每一天，地图都会略有变化——又一座山丘被占领，又一个村庄被孤立，又一片橄榄园被摧毁。这不是一个冻结的冲突。这是一个积极的殖民化过程。
对于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来说，即使是最普通的旅行——去学校、去工作、去医院或附近村庄——也可能成为致命的考验。以色列军事检查站和定居者绕行道路将领土分割成数十个支离破碎的飞地。一次10分钟的旅程可能需要数小时或根本无法完成。
旅行是一场生死轮盘，因为：
在这个支离破碎的系统中，行动自由不存在。从一个村庄到另一个村庄的旅行能力——去医院、探望家人、运输货物——取决于不断变化的军事命令、定居者侵略和官僚控制矩阵。
这不仅仅是不便；这是一个精心计算的扼杀系统——旨在使正常生活不可能，孤立社区，并将巴勒斯坦人驱逐出他们的土地。
在被占领的西岸，强制驱逐并不总是来自正式声明或直接军事命令。更常见的是，它通过以色列定居者组织的缓慢而精心计算的恐怖运动出现——这一运动得到整个以色列国家机器的容忍、保护和最终支持。这种暴力并非随机。它是系统的、战略性的，旨在将巴勒斯坦人驱逐出他们的土地。
这一过程通常分三个递增阶段发展：
第一阶段通常始于定居者未经邀请进入巴勒斯坦财产。他们白天到来，有时成群结队，通常携带武器。他们可能闯入巴勒斯坦家庭的家中，像在自己家一样在客厅安营扎寨。他们从厨房吃食物，侮辱家人，抛出种族主义辱骂，破坏家具，砸碎窗户，喷涂涂鸦，或在地板上小便。这些行为深深地羞辱——不仅是侵犯隐私，而是故意建立支配和灌输恐惧的尝试。
这些入侵并非单一事件。它们反复发生，针对性地摧毁居民的意志。信息很明确：“这不再是你的土地。”巴勒斯坦人知道，如果他们抵抗，将面临被捕、受伤或更糟的风险——不是因为驱逐入侵者，而是因为“煽动”或“攻击”定居者。
如果恐吓未能迫使家庭离开，定居者通常通过攻击他们的生计来源加剧暴力。他们砍伐百年老橄榄树——不仅是收入来源，也是文化遗产的象征。他们毒害或拔除作物，驱散牲畜，偷窃或屠宰羊群。水箱和灌溉管道——在无法接入以色列控制的水网的农村地区至关重要——被摧毁或射穿。井被石头或混凝土填满。
这种破坏不是随机的破坏行为。它是使农业生活不可能的策略。没有作物、没有牲畜、没有水，巴勒斯坦家庭被迫去别处谋生。目标不仅是伤害，而是将土地清空居民。
最后，当巴勒斯坦人仍然拒绝离开时，定居者瞄准房屋本身。有时他们带来推土机和挖掘机。有时他们在夜间放火烧毁房屋，将家庭困在里面或迫使他们一无所有地逃离。视频和目击者证词记录了燃烧的房屋、被盗的财物和整个村庄化为灰烬。
这种破坏通常遵循一个明确的模式：一天是火灾或拆除，第二天是前哨站的扩展。土地被清理后，定居者搬进来——设立拖车、围栏和犹太教堂。这些非法前哨站随后迅速连接到道路、电力和水源。它们被“规范化”，由以色列军队保护，最终由以色列政府追溯合法化。
在每个阶段——入侵住宅、摧毁生计、拆除——对巴勒斯坦人的信息都是相同的：离开或被摧毁。
在每种情况下，免责得到保证。巴勒斯坦当局在这些地区没有管辖权，也不敢与定居者对抗，因为害怕以色列报复。以色列警察和军队经常视而不见——除非巴勒斯坦人抵抗。在这种情况下，反应是迅速的：逮捕、殴打、实弹、军事突袭。抵抗被定为犯罪，而定居者的暴力被正当化或否认。受害者没有寻求正义的途径。
结果是定居者的无法无天和对巴勒斯坦人的法律战争——免责和镇压的双重体系。定居者作为吞并的前锋，执行以色列政府尚无法公开执行的事情：用武力将巴勒斯坦人驱逐出他们的土地。
这不是自发的或有机的。这是一项政策。一种方法。一种由平民执行、由国家批准、由军队维持的驱逐策略。
水，生命最基本的需求，在西岸已成为一种支配工具。虽然方法随时间变化，但战略保持不变：使巴勒斯坦的存在不可持续。将水用作战争武器——曾经是公开的和生物性的，现在是结构性和基础设施性的——是以色列占领政权的核心支柱。
在纳克巴的早期，以色列民兵和科学家计划并有时实施针对巴勒斯坦平民的生物战。最臭名昭著的案例之一是将巴勒斯坦村庄的井用伤寒细菌毒害，以防止难民返回。这不是神话或反犹的“血腥诽谤”——这是有据可查的历史事实。以色列档案证实了这些行动，包括1948年在阿卡和艾因卡里姆村故意污染水源的事件。
这一行为的恐怖因其在犹太历史中的回响而放大：安妮·弗兰克，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不是死于毒气室，而是死于伤寒，一种通过水传播的疾病，在伯根-贝尔森集中营。声称代表大屠杀受害者的国家随后对另一个民族使用类似策略，是历史的残酷讽刺。
今天，策略已从生物战转向基础设施破坏和盗窃。定居者——通常不受惩罚，有时在军事保护下——摧毁巴勒斯坦的水系统，遍布整个西岸：
在2025年7月，定居者将艾因萨米亚附近30多个巴勒斯坦村庄的水源重新引导——不是为了满足关键需求，而是为了填充附近定居点的私人游泳池。整个社区失去了唯一的淡水源，而定居者在奢华中漂浮。这不是疏忽；这是优越性的宣言。
定居者的破坏行为发生在——并由——以色列国家对水资源的更广泛控制系统内得以实现。这一政权植根于军事命令158号，该命令在1967年占领开始几周后发布。它要求巴勒斯坦人为新的水设施或维修获得许可。这些许可几乎从不发放。
以色列控制了西岸约80-85%的水资源，包括主要含水层、泉水和水井。国家水务公司梅科罗特监督分配。结果是惊人的不平等：
定居点拥有郁郁葱葱的草坪、灌溉农场和游泳池。而巴勒斯坦村庄则实行水配给，有时每人每天仅20-50升，远低于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最低100升。
最重要的水源之一是山地含水层，横跨西岸和以色列。以色列的深层钻探——使用巴勒斯坦人被禁止的先进技术——提取的含水量超过其可持续供给量。这种过度开采导致巴勒斯坦水井干涸或变咸，特别是在约旦河谷。
在像阿尔奥贾和巴尔达拉这样的村庄，传统农业几乎不可能。曾经繁荣的田地被废弃，牧民因缺水被迫出售牲畜。土地本身正在死亡——这不仅是种族隔离，而是生态灭绝。
即使是天空也不自由。巴勒斯坦农业社区中几个世纪以来的雨水收集实践，经常被定为犯罪。没有许可建造水箱或收集雨水的巴勒斯坦人面临拆除令、罚款或没收。以色列当局在被视为“未经授权”的地区摧毁了数十个水箱。在一个著名的案例中，士兵在贝都因村庄钻穿雨水箱壁，让收集的水流到沙子里。
水的这种军事化与稀缺无关——与权力有关。以色列有足够的水可以分享。被剥夺的不仅是H₂O，而是尊严、可持续性和留在他们土地上的权利。通过将水变成控制工具和支配象征，占领将日常生活变成了一场疲惫而羞辱的生存斗争。
这不是环境管理失误。这是战略剥夺——通过管道和泵进行的战争，旨在让被视为多余的人的生活不堪忍受。
以色列人经常声称与土地有深厚的祖先联系，引用圣经修辞，将自己呈现为“回归的原住民”。但他们的生态足迹讲述了一个不同的故事——不仅是人类，而是自然本身的暴力驱逐。景观被迫转变以反映殖民定居者意识形态，而不是真正扎根于环境中。连树木都在见证谎言。
几个世纪以来，巴勒斯坦村庄通过与当地气候和地形深层协调的农业维持自身。橄榄树——有些超过千年——作为连续性和文化的活档案屹立不倒。柑橘园、无花果树、石榴园和梯田丘陵代表了人类与地中海生态系统之间的微妙平衡。
但在纳克巴之后和持续的土地盗窃中，这些原生树木被字面连根拔起。在某些情况下，移除是战略性的：橄榄园被摧毁以清空定居点或军事区的土地。在其他情况下，它们被抹去以掩盖种族清洗的证据，用森林面具掩盖被拆毁的巴勒斯坦房屋的废墟。以色列国家和犹太国家基金会（JNF）等机构发起了大规模植树运动，不是用本地物种，而是用欧洲松树——生长快、贫瘠、与该地区格格不入。
这些松树不结果实。它们无法支持当地食品系统、野生动物或生物多样性。更糟糕的是，它们的树脂和针叶酸化土壤，扰乱支持本地植物的微妙养分平衡。曾经肥沃的土地对农业变得敌对——草药、蔬菜和橄榄、角豆、杏仁等本地树木无法扎根。
这不仅是糟糕的环境政策；这是生态殖民主义——将景观重塑以反映与本地知识或可持续性脱节的欧洲理想。在巴勒斯坦人滋养生命的地方，以色列政策强加了贫瘠。在景观曾经提供食物和意义的地方，现在提供的是可燃性。
但即使是自然也在抵抗。欧洲松树的单一种植极易燃烧——树脂针叶、干枯树枝和密集生长模式为火灾创造了理想条件。每年夏天，野火摧毁这些人工森林，不仅威胁周围的定居点，而是整个地区。火灾经常导致城镇和前哨站的大规模疏散，天空被烟雾笼罩，留下大片烧毁且无法使用的土地。
这些生态灾难暴露了以色列环境转变的不可持续基础。树木，像墙壁和检查站一样，旨在抹去一个民族——但这样做却创造了新的脆弱性。火焰不区分定居者和国家。它吞噬了神话连同森林。
当火灾失控时——如卡梅尔山（2010）、耶路撒冷丘陵（2021）和加利利（2023）——以色列通常寻求国际援助。封锁加沙并毫无悔意吞并巴勒斯坦土地的同一国家，向外国政府乞求消防飞机、设备和援助。讽刺显而易见：摧毁土地并驱逐其人民的同一政策，也破坏了国家自身的韧性。
用外来、脆弱的生态系统取代本地生态系统，是整个犹太复国主义项目的隐喻：一种殖民定居者意识形态，试图在一个抵抗的土地、一个坚持的民族和一个无法永远压制的自然秩序上嫁接。树木不仅是沉默的见证者。它们是受害者——有时是战士。
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上的情况不仅是道德上不可辩护——它在法律上是有罪的。根据国际人道法、国际人权法和具有约束力的公约的既定原则，以色列在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行动构成了一系列严重违反，其中许多达到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程度。
1949年第四日内瓦公约第49(6)条明确禁止占领国将其部分平民人口转移到被占领土。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定居点，居住着超过70万定居者，直接违反了这一条款。这些定居点不仅是“争议社区”——它们是对被占领土的系统性殖民化，违背了二战后国际法最基本的规范之一。
在2024年，国际法院（ICJ）发布了对联合国大会具有约束力的咨询意见，确认：
ICJ还重申，第三方国家有法律义务不承认或协助由以色列政策造成的非法状况。换句话说，通过贸易、武器销售或外交保护的共谋本身就是对国际法的违反。
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这一意见，根据国际习惯法赋予其重大法律分量。虽然咨询意见本身不可执行，但它们编纂了国际法律共识并确认现有条约下的国家责任。
根据1907年海牙规则（第55-56条）和第四日内瓦公约，占领国必须作为临时管理者，禁止永久开采或耗尽被占领土的自然资源。
以色列的做法——从通过梅科罗特垄断西岸的水资源，到限制巴勒斯坦人进入含水层，将资源重新引导仅供定居者使用——构成了系统性掠夺。拒绝水源和破坏农业系统相当于抢劫，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8(2)(b)(xvi)条，这是战争罪。
国际人道法禁止强制驱逐，除非出于紧急安全或人道主义原因，且仅为临时措施。罗马规约（第7(1)(d)条）将“人口的驱逐或强制转移”分类为反人类罪，当其作为广泛或系统性攻击的一部分时。
定期拆除巴勒斯坦房屋、谢赫贾拉赫等地区的驱逐令以及马萨弗亚塔等地区的强制驱逐——通常是为了扩展定居点或宣布军事区——明确符合这一定义。
也许以色列在西岸政权的最严重法律分类是种族隔离——制度化的种族支配系统。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定居者生活在完全分离的法律体系下：
这一双重法律制度，结合系统性土地盗窃、隔离和政治权利压制，符合以下规定的种族隔离的法律定义：
种族隔离不仅是政治指控——它是一种反人类罪，设计、实施或支持它的人可能面临国际起诉。
以色列对西岸的占领不仅仅是未解决的政治争端。它是一个通过暴力维持、由歧视性法律网络促成、并由违反国际法基本原则支持的犯罪行为。法律框架明确：正在发生的事情是非法的，世界不仅有义务谴责，还必须采取行动。
这包括：
国际法只有在被执行时才有意义。在巴勒斯坦，执行早已逾期。
巴勒斯坦人为正义、尊严和自决的斗争常被描绘为地方或区域冲突。但实际上，它是更广泛历史弧的一部分——反映了17和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对绝对君主制的斗争。当时，如同现在，统治力量声称拥有神圣权威来统治、剥夺财产，甚至决定谁生谁死。当时是国王引用神的旨意；现在是一个国家引用神圣权利来为其殖民化和压迫整个民族辩护。
曾经被称为国王的神圣权利，现已成为定居者的神圣权利。但与大多已成为历史仪式遗迹的欧洲君主制不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政权仍是不受控制的优越性的过时表达，被旨在防止此类滥用的机构隔离免责。
根据联合国宪章第94条，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安理会）对执行国际法院（ICJ）裁决负有主要责任。然而，当ICJ在2024年咨询意见中宣布以色列定居点非法且必须撤离时，安理会什么也没做。为什么？因为美国——常任理事国——通过行使否决权保护以色列免受任何后果。
几十年来，美国否决了数十项谴责以色列违反国际法的决议，阻止了制裁、停火或独立调查的呼吁。这不是基于原则的外交——这是系统性阻碍正义。通过其否决权，华盛顿将安理会变成了巴勒斯坦权利的墓地。
当美国在安理会扮演防御角色时，德国和其他欧盟成员国玩得更加微妙。被纳粹过去困扰的德国将对以色列的无条件支持作为国家教条，即使这种支持与其在国际人权条约和种族灭绝公约下的法律义务相冲突。当以色列让加沙挨饿并在西岸驱逐巴勒斯坦人时，德国提供武器、资金和外交保护——在幕后努力阻止欧盟层面的制裁或贸易限制。
这将国际法本身变成了一个种族隔离系统，执行取决于罪行的严重性，而非犯罪者的身份。如果由俄罗斯、伊朗或缅甸犯下，同样的行为会引发谴责、制裁或起诉，但当以色列犯下时却被神圣化。信息很明确：一些生命比其他生命更有价值，一些国家凌驾于法律之上。
这种虚伪不仅对巴勒斯坦人，而且对国际体系自身的可信度产生了毁灭性后果。如果罗马规约的选择性执行有何意义？当联合国决议对某些国家执行而对其他国家不执行时有何分量？当最强大的国家公然破坏正义时，种族灭绝或种族隔离的受害者能有什么希望？
这不仅是共谋——这是合作。通过阻挠后果，这些政府不是中立观察者，而是犯罪的积极同谋。
是时候结束“上帝选民不会犯错”的观念了——这一被武器化的神话用来为殖民化、大规模驱逐和种族隔离辩护。无论其历史、宗教或身份如何，没有任何国家有权违反国际法、驱逐一个民族或免受其行为后果的惩罚。
“永不再发生”的承诺应该是普遍的。不仅是为犹太人，而是为任何人永不再发生——永远。当这一承诺被用来为压迫辩护而不是防止压迫时，它变得空洞。
现在需要的不是更多修辞，而是世俗、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其中国际法对所有人平等适用——包括盟友、包括以色列、包括殖民定居者政权。只有当法律无畏且无偏见地执行时，正义才能超越口号。
世界在卢旺达、波斯尼亚、缅甸，现在在巴勒斯坦，看得太久了。每次，国际法机构都受到考验。每次，它们的失败都用受害者的鲜血书写。
历史不会原谅沉默。它不会宽恕双重标准。它不会容忍伪装成外交的神圣例外主义。
现在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了——不仅为了巴勒斯坦，也为了国际法本身的未来。
当加沙的种族灭绝进入第二年，世界各地的许多政府试图通过象征性姿态挽回声誉——最引人注目的是九月联合国峰会上承认巴勒斯坦国的重新呼吁。然而，在这场灾难性暴力中，这一迟来的承认不是认真的正义行为——它是心理操控，用空洞的宣言掩盖国际不作为的一种方式。
两国方案的想法早已死亡。现在，它不是作为通往和平的道路，而是作为以色列完成最终破坏行动的烟幕被复活。
一些国家表示愿意承认巴勒斯坦——但仅在苛刻的条件下：
这不是承认；这是强迫投降的提议。它要求巴勒斯坦人接受压迫、分割和毁灭，作为纸面上承认的代价——外交的残酷模仿。
与此同时，以色列攻击这些国家，指责他们“奖励恐怖主义”。但这是锅指责壶黑。
如果要谴责恐怖主义，那么必须包括以色列的建立。犹太复国主义准军事组织伊尔贡、勒希（“斯特恩帮”）和哈加纳——都是以色列国防军（IDF）的前身——在英国托管期间进行了一系列暴力袭击：
按当今标准，这些行为显然会被归类为恐怖主义。然而，当以色列从这种暴力中诞生时，它没有被孤立或制裁——它被西方拥抱。
信息很明确：当以色列使用暴力时，它是英雄主义；当巴勒斯坦人抵抗时，它是恐怖主义。这种双重标准继续定义国际话语。
当世界领导人讨论象征性承认时，以色列继续在地面上创造事实：
即使食物获取突然恢复——而事实并非如此——损害是不可逆的：
建议巴勒斯坦人在此情况下解除武装不是和平提议——它是自杀契约。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会在被系统性饥饿、轰炸和消灭时同意放下武器。
国家地位也不保证保护。叙利亚在以色列占领并随后吞并戈兰高地时是一个被承认的国家。黎巴嫩和伊朗是以色列空袭、暗杀和破坏的目标。承认从未阻止侵略，当侵略者享有完全免责时。
假装加沙和西岸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是完全误解了本质。它们是同一场战争的两个战线——消灭巴勒斯坦人民的战争：
两者是消灭的协调战略的一部分。
世界如何能指望巴勒斯坦人与那些：
如果需要解除武装，它必须从以色列开始——占领国、核武器持有者、这个种族隔离政权的缔造者。如果定居者在他们驱逐的人的存在中感到“不安全”，他们可以回到他们来的国家。
在犹太复国主义殖民化之前，犹太人、基督徒和穆斯林在奥斯曼帝国下共存了几个世纪。这种脆弱的共存不是被巴勒斯坦人破坏，而是被政治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破坏，旨在在已有居民的土地上建立犹太国家。
在1933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甚至与纳粹德国签署了哈瓦拉协议，以经济合作换取数千德国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对欧洲犹太反法西斯抵抗的背叛。
人口变化不是有机的：
这不是“回归”——这是殖民定居者转变。
正如以色列评论家阿维·格林伯格在X上悲观地指出：
“英国：九月我们将承认巴勒斯坦国。” “很好。九月，如果上帝愿意，将没有什么可承认的。”
这就是我们正在走的道路。如果世界现在不采取行动——不仅仅是言语，而是后果——这一预言可能成真。
世界说“永不再发生”。这本应是普遍的承诺——不仅是为一个种族灭绝的受害者，而是为所有人、每个地方、永远。当这一承诺被用来为压迫辩护而不是防止压迫时，它变得空洞。
证据无可辩驳。巴勒斯坦发生的事情不是“冲突”。不是“争端”。它是一个民族被有意、系统性地消灭——通过饥饿、驱逐、轰炸、生态破坏和种族隔离法律。加沙在挨饿。西岸被村庄逐村撕裂。两者共同构成了殖民化和消灭的单一项目。
国际法是明确的。ICJ已经裁决。公约已编写。条约具有约束力。缺失的不是知识——是意愿。这种失败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最为明显，它被美国否决权瘫痪，保护以色列免受责任，使其罪行成为可能。
但仍有出路。
根据联合国大会决议377（“联合起来维护和平”），当安理会因常任理事国否决而无法行动时，大会有法律权力克服这一瘫痪。它可以召开紧急会议并建议集体行动——包括使用武力——以恢复和平并保护面临严重违反国际法的人口。
大会现在必须使用这一权力。
它必须：
这不是激进的。这是合法的。这是必要的。而且早已逾期。
联合国从二战的灰烬中诞生。其宪章为防止我们现在目睹的恐怖而编写。如果它现在无法行动，当儿童被故意饿死、整个城市被无罚抹去时，它在其基本使命上失败了。
国际社会必须做出选择：是为法律、正义和人性而战，还是为例外主义、虚伪和种族灭绝而战？
巴勒斯坦是一场考验。历史在注视。